古代中国司法场域的隐性腐败

2019-08-22 17:06:19 来源: 虹口信息港

司法从来都是利益争夺的场域,是人性展示的舞台,司法的公正固然极为重要,司法官员却是凡人,有效的监督、确实的保障以及外在的大环境是司法官员秉公司法的保证,但在传统社会,这些基本不具备,司法官员由此舞文弄法,兜售职权,司法场域也因此经常出现大面积、常态化、习俗化的隐性腐败。

古代中国司法场域的隐性腐败首先表现为非法规费的大量收取。在晚清法制改革之前,传统中国法律对讼费未作明确规定,且一般将此种收费视为非法行为,但在实际司法过程中存在大量陋规性质的规费,如代书盖戳有做状费、状纸费、戳记费,告期挂号有挂号费,传呈有传呈费,准理而交保者有取保费,房书送稿有纸笔费,结案有出结费,请息有和息费,呈词数日不批有索买批费,数日无票有索出票费,数日不审有索升堂费,审讯时有坐堂费,将结时有衙门费,相验时有命案检验费,堪丈时有踏勘费,传唤时有鞋钱、鞋袜钱、车马费、舟车费、酒食钱,拘提时有解绳费、解锁费,审讯时有到案费、带案费、铺堂费、铺班费,管押时有班房费,监禁时有进监礼,保释时有保释礼,招解时有招解费,等等。规费的索取具有不透明、不统一、不规范、不确定等特点,额度则实际取决于当事人之贫富差异与可忍受的地步、案件对当事人的重要或紧迫程度,并逐渐从当事人可忍受、官府默许的程度,演变为漫无边际、变本加厉的敲诈勒索。

规费的索取只是古代中国司法场域隐性腐败的一个面相。事实上即使交纳了规费,当事人也未必就能获得法律文本所规定的公正对待,司法官吏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勒求盘剥无处不在,贯穿于司法的整个过程:

其一,在呈词控告环节,书役与代书、讼师勾结,拨弄是非,挑唆诉讼。吏役贿买值班日期以便自行承办案件,告状的人以同样的手段获得呈词被批准,而被告也可以设法使原告的诉状被驳回,官吏则于其中索贿取利。

其二,在查勘与拘拿环节,书吏与衙役勾结,借差票生财。承办案件的房科书吏,通过 出售 差票获得好处,差役花钱买票,是希望能在民间获得加倍回报, 一票到手,吓诈百端,大而命盗案件罔陷无辜,赃可栽诬,供能逼串,其小焉者,首赌不必起有赌具,察奸不必获在登时,承缉则任指伙窝,吊赃则妄称销寄,以及多带帮差,擅用锁链,私押人证。 ([清]刘衡:《州县须知 札各牧令严禁蠹役由》)

其三,在词讼审理环节,吏役往往以受财多寡为先后审理投到词状,若拖延时间过长,前状未理后状又至,则出现 贿买批词 。刑讯逼供也是腐败丛生,用刑的刑具、火候、打法讲究极多,而行刑皂隶以此受贿作弊,盖 生死在其掌握,不惟重刑死人,即轻刑亦可死人;不惟轻刑生人,即重刑亦可生人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1《用刑》)

其四,在监禁环节,狱吏有权决定一个囚犯饭食的优劣乃至有无、住地的好坏和穿着的冷暖,以及与什么样的犯人关押在一起等等,牢头甚至可以直接决定一个普通囚犯的生死,因此,即便曾经身为高官,一旦锒铛入狱,也必须遵照监狱的潜规则向狱吏牢头行贿, 或于入禁之初勒诈财物,稍有不遂意,即加凌虐,或于棉衣、饭食给散之时恣意克减,又有禁中老犯恃强凌弱种种不法等。 ([清]周石藩:《海陵从政录 谕禁卒》)否则,折辱难免,性命有忧,早在西汉,周勃就有 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史记 绛候周勃世家》)的感叹。可以说,古代监狱是腐败支撑的屠宰场,狱吏及其帮凶是手握合法暴力伤害权的屠户,犯人则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其五,捕盗勾结,养贼自肥。盗案一旦发生,捕役们在开始进行任何调查活动之前,往往先向被害人或嫌犯索取旅差、酒食等费用及给报信人的酬金和奖金,但事实上,捕役们很少认真捕盗,也很少有盗案被真正侦破,因为 盖天下无不豢贼之捕役 ([清]徐栋:《牧令书》卷20《戢暴》) 捕役藉盗贼以渔利,盗贼仗捕役为护符 (《清史稿 卓秉恬传》),捕役们更多是逼迫有盗贼前科者或无辜平民认下盗案,或是指使被捕的盗贼诬指牵连无辜,或是以搜查盗赃以借口,强入民宅,勒索钱物,攫取民财,于是盗贼愈加明目张胆,而小民愈加不敢报官。

其六, 歇家 充当司法掮客。歇家原本指提供歇息的客店,之后将业务延伸至商业贸易、钱粮征收、治安维护、司法词讼等领域,实际上发展成为一个业务广泛的客店、中介兼担保机构。在司法领域,歇家及其背后的豪绅利用其乡里势力及精通法律条文的文化优势,勾结官府书吏衙役及讼师,把持狱讼,鱼肉乡民, 乡民赴控者必须先投歇家讲定,方可递状。经承原差悉听指挥。其议定作词出票发签以及挂牌铺堂之钱,与书差等四六分肥。投歇者,具控必准,即鼠牙雀角之争,能使惊天动地。不投歇者,有理莫伸,虽伤心刺骨之害,反致受屈含冤,若两造歇家饱壑,即或为之劝和,从中又取和息礼、致谢礼 (《西江政要》卷 6《按察使汪 严禁地方弊端条示》)。由此,歇家成为书役、乡绅、讼师进行司法交易并盘剥当事人的场所。

司法过程中漫无边际的规费和隐性腐败构成当事人严重的负担,不要说家产微薄者,即使家产稍为雄厚者,一旦涉讼,也难保不由此倾家荡产, 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 ([清]汪辉祖:《学治续说 宜勿致民破家》),然书役、讼师、歇家等千方百计挑唆词讼,而后予取予求,无所不为,令众多中产之家陷入破产的境地,实际上扮演了瓦解官方所倡导的传统儒教价值观及礼制秩序的重要角色。

(本文作者系法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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